至于其行动和手段是否合法的问题，在法治松弛的环境，并不会被关注，在法治严明的环境，即便受到重视，也只是放在第二位的。

但在例外情况下，行政机关享有判断余地。[lxxxii] BverfGE 35,202ff.本案基本案情是：一个正在服刑但有望转为缓刑的罪犯，以电视台（ZDF）对其数年前所犯罪行的实名报道会威胁其再社会化为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阻止了该实名报道。

理由是，将特定事实涵摄于这些概念需要使用一系列复杂的推论，只有行政机关才能胜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从某种价值前提出发，笼统地主张不确定法律概念意味着行政机关有或没有判断余地，这种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其次，与上述问题相关联，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科赫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探求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描述性意义，来求得其独立于个人评价的适用基准，但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个朴素的疑问：描述性意义就是价值概念和倾向概念的全部意义吗？事实上，科赫所倚重的黑尔曾经对卡尔纳普的价值陈述不外乎是以一种使人误解的语法形式提出的命令，……既不为真，也不为假观点进行过批判：由于命令像陈述一样本质上是用来回答理性主体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因而命令与陈述一样都受着逻辑规则的支配。而原则之间的这种具体的优先关系，必须依据重力公式（Gewichtsformel）来证立。其次，在宪法中，作为一个立法要件，一定数量的议员必须Anwesenheit。

[lxxxiii]参见前引[62]，阿列克西书，第22-23页、第31-42页。（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 科赫认为，将语言适用于对象，前提是对象必须满足语言使用规则中所包含的诸条件。检察权和审判权实行以审判为中心，检察机关有权行使审判监督权。

2018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身份从原告变成公益诉讼起诉人。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就行政机关执行、适用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人大监督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情况所做的工作监督。监察监督是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合一，该监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监督包括执政党党员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的政治忠诚，也监督公职人员违法犯罪情况，与西方国家带有政治审判性质的弹劾制度有相似之处。除非修宪变更宪法文字，否则宪法文本文字的显明含义至上。

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决定的，也是由于新时期公共领域范围扩大使然。《国家监察法》第4条第2款作出了同样规定。

监察机关对被调查人的留置时间为3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至6个月。一府一委两院仅表明检察权与行政权、监察权和审判权平行，检察权既不与立法权平行，更不高于检察权，因而没有审查人大立法的宪法能力,且检察独立只意味着检察权独立于行政权，并不独立于立法机关。检察为民意味着须妥善处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冲突，既须兼顾检察权人民性之宏旨与程序公正细微之联系，亦须平衡检察独立与人权保护两大宪法原则，还须维系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尤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为重，人民检察院之人民更是提醒该机构的价值所属。[24]乔亦丹：《论中国检察权的地位》，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参见龙宗智：《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5页。(四) 混淆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 一般监督权理论还混淆了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的区别。载宋远升：《检察官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5页。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替全国人大运行宪法监督，检察机关有权监督立法权，此说难以成立。

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权独立于行政权既不表明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所有国家机关，也不表明检察机关享有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权。一方面，作者认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在权力性质、内容上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又将检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将法律监督等同于公诉权。

对检察权人民性的忽略不仅是学说上对检察权性质认定偏差的原因，还在实践中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流失。检察权之作为相对独立的宪法权力而非单纯刑事公诉权在于检察权是人民的代理人，代表人民参与各种诉讼，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人大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监督，并非是对监督对象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而是对其工作方式、方法、履职情况、效率等方面的监督。（三）混淆法律监督与监察监督 来源于苏联的一般监督权试图解决当时俄罗斯联邦法律适用不统一，通过纠正地方主义，树立联邦的最高权威，但该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其次，法律至上意味着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监察机关依法调查、法院适用法律，检察机关监督法律的执行。授权者须是权力的持有者，无权者既无法授权，也无权可授。依据我国宪法和传统，检察机关代表人民，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这意味着公诉权核心论明显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落后于时代需求。

[①] 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法学研究》2002.2。著名法解释学家、《布莱克法律辞典》的作者Henry campbell Black 说道：宪法宣布国家的组织法，处理宏大议题，其用语较之制定法和私法文件更为宽泛。

检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该权力既为人民所托，亦为民代所用，更为民谋利。就宪法授权说而言，制宪权的基础是人民，宪法的最终权威来自人民，该观点未能言明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

虽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决定具有法律性质。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来自人民授权，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具有宪法依据，而非空穴来风。为了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生冲突，对于法律应作‘与宪法一致'的解释，对于行政法规应作‘与法律一致的'的解释。该观点认为，人民将一揽子权力授予了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其规范依据为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体系解释不支持这一结论。[43] 转引自刘林呐：《法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⑤] [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年，第242 页。人大二次授权说依循相同法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其权力来源于人民。

检察权对行政权则实行合法性监督。前者形式即文字，也是严格解释。

一般犯罪行为的监督是公诉权，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是一般监督权。假如担心正当，且意外的困难和灾难可能随之发生，救济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人民，即修宪。

法律利益通常指私人享有的利益，不包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我国源远流长。首先，以狭窄和技术推理（ narrow and technically reasoning) 方法解释宪法是错误的，不能依据普通法和制定法的方式解释宪法，应在自由和宽泛意义上解释宪法。《国家监察法》通过之后，各级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因而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三缺一，只有国家机关（包括各种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与公民（法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已经由监察机关全覆盖。

改革开放之后，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公域与私域相对分离，这一分离在释放了社会、经济和私人空间的同时，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从字义上看，各级人民检察院是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可以解释为 国家，也可解释为主权者，还可解释为人民，但是，依据互文解释（intertextyal），结合宪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则三种解释中以人民最为贴切，也最符合逻辑

在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可能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刚推翻旧政权而对新中国寄予的无限希望、对党抱有的无限信赖而维持。其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宪制、法治的统一，既强调宪制和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又强调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宪制和法治。

博物馆4721个，收藏文物3662.3万件(套)，参观人次达9.7亿。法律条文通常是以硬法形式表现，法律基本原则一般以软法(且在很多情况下以不成文软法)的形式出现。